卢周来：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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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卢周来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开车前往单位加班时，我又一次对自己说，鉴于平时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周末好不容易能静下来进行研究与写作，必须提高时间利用率了。为此，我必须再度压缩耗费在手机上的时间。
我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此前我已下过无数次决心；而我之所以说“再度压缩”，也是因为此前我已经为压缩耗费在手机上的时间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是，决心常常敌不过手机的诱惑，而诸多措施收效甚微。
那么，这个周六的“又一次”与“再度”后的效果又如何呢？
到了单位，早餐后我坐定在办公桌前，打开了电脑，想着八点得准时开始写作。一看时间，距八点还有几分钟。于是，我习惯性看一眼微信，恰巧一个朋友发来一个“用音乐问早安”的视频：白雪皑皑的草原上，马背上举着套马杆的牧马人，与枣红色骏马群一起，在蒙古长调中悠悠漫过。这画面美得简单好像不是人间!十几秒的视频我看过不下五遍。
五遍，那也占不了多少时间啊。但事情并没有完。
我右手手指再度习惯性在手机屏上一划，下一条短视频接着出现了，名为“梦中老家”：初春时节，油菜花开满的田畈上，披着蓑衣的老农，肩上扛着一张铁犁，手里牵着一头老水牛从田埂上走过。这真让我想起南方老家。感动之余，我随手一点，转发到高中时文学社社员们组建的“太阳地”群及其他几个学者群里，并附了一句：“真是我梦里老家！”很快，一位当年的文友回复：“其实当年并没有这样的诗意。”再引来另一位文友附合：“是啊。儿时在农村的生活是很苦的。”此时，不用我回怼，群里已有反对者跳出来了……在热闹了一会后，有人开始发链接，我好奇地点开，是一篇批评所谓“乡愁党”的网文，看得我这个当年从乡下出走的城里人都脸红。看完网文，再点回到群里，看到有位群友推荐了朋友圈里发的一篇东西。于是，顺着指引，我又点开了朋友圈。各路学术大咖、思想达人以及亲朋好友们的朋友圈文字动态、新闻、评论、随想、趣事、照片、图像、视频等等扑面而来。有的我只瞄一眼，但看到好的或有趣的，难免会多看几眼，不少的还粗读完并收藏。及至读到那个同学发的朋友圈并在不经意间看到手机右上角的时间时，已经是上午过九点了！
于是，怀着时间被浪费后的内疚与焦虑情绪，我把手机放到隔壁房间的屏蔽柜内，开始计划中的写作。而又让自己懊恼的是，我的注意力已很难一下子集中起来了……
我曾有些自卑地认为，我所描述的这一幕，带有很强的私人性，暴露出我个人意志力没有想象中强大，甚至与我鄙视过的“网瘾”者的距离也没有想象中遥远。但后来，在阅读过一些我所膺服的思想者与写作者的经历后，我才知道，这不过是互联网时代所有人都面临的日常。
凯文·凯利作品集
互联网观察者、思想家、《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在一篇文章中，就描述了与我几乎类似的场景。当他在网上冲浪，从一个网页顺着各种链接跳转到另一个网页时，一会在人群中看到一个赤脚的男人在吃泥土，又看到一个正在唱歌的男孩的脸开始融化，接着是圣诞老人烧掉一棵圣诞树，又接着有人在展示高纯度玻璃的配方，下一个场景则是高中时代骑着自行车的女生……“跟着那些毫无方向的链接路径，我们进入了恍惚状态”。凯文·凯利将这种恍惚状态称之为“互联网的白日梦”。或者说，我们漫游于互联网，其实是在做一场场“白日梦”。
无独有偶。以《自我隧道》一书闻名的德国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也有意识记录了他在互联网上漫游的一次经历：看到绿衣女士……听到奇怪而旋律优美的声音……空荡荡的山川……高大的树木……这些场景同真实生活中一样，随着从一个网页转到另一个网页，却又如同梦幻般依次进入到自己的视野。时间更久，会使人陷入到一种“梦境、痴呆、醉酒和婴儿化的混合状态”，这种状态，也被这位哲学家称之为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梦境”。这一说法，与凯文·凯利“白日梦”异曲同工。
互联网时代，恰是因为这种“白日梦”的吸引，价值最为高昂的时间在我们的手指中不经意地挥霍掉了！而这价值高昂的时间，“孕育出来的却不过是些琐事”。
浏览各种网页以及移动互联时代手机上各种即时信息，到底耗费了我们多少时间，我自己还真没有统计过。但有人作过局部统计。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说，近十年来，他自己每年都会发送大约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封邮件，每年仅在电子邮件上消耗的时间就是一千个小时。如果我们按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算，仅此就占用了一百个工作日。“电子邮件吃掉了我的时间，就像它也吃掉了你们的时间一样。”
更令人沮丧的是，科恩承认：“与著名的一万五千封达尔文生平信件不同（它们都是很有思想的作品，现在成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通信项目），三分钟一封邮件的交流并不能提供任何深度的交流，而且都没什么思想价值。”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物理学教授安东尼·阿吉雷，也有类似的体验。自从进入互联网世界之后，尤其是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终端被揣在口袋里之后，我们每天耗费超过一半时间在网上。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互联网上的学术检索尤其是数据库，的确大大节约了此前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所用的时间，但互联网本身除了消耗时间，对其研究的创见性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我挑出了十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想法或领悟，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来它们产生时的情景。有两个想法是谈话中产生的，有一个是听人讨论时产生的，还有一个是走路时产生的，有两个是坐在书桌前研究和思考时产生的，还有四个是写作时产生的。没有一个是浏览网页或写邮件等网络活动期间产生的。”
阿吉雷反思的情境，“于我心有戚戚焉”。我第一次触网时间较晚，应该是2001年。从此之后，互联网的确丰富了我的视野，便利了我的生活，但也同时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而对我的思想与写作并没有多少益处。二十年中我发表过诸多文字。但一直到今天，写作的冲动仍然几乎都来源于读书，而不是上网。包括现在手头正在写的这一篇，尽管是从吐槽互联网开始，但写作的欲望，完全来自于阅读完一个名为“Edge（边缘）”的国际学术联盟推出的一套丛书。这个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科学家与思想家之间的对话，这套丛书的主题又恰是讨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兴起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我写作中所列举的案例，也都来自于这套丛书，而非互联网。也是在阅读中我才发现，那些号称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的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工程师、行动者、思想者和作家，普遍遇到了和我一样的困惑：我每天在互联网上耗费如此之多的时间，特别是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终端的兴起，使得我们几乎变成“永久在线”。那么，到底是我在使用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在支配着我？
当然，也并非没有乐观的看法。如前所述,有的科学家认为，互联网的检索功能大大降低了我们获取信息的难度，特别是数据库把同行论文与成果电子化了，大大节省了我们前期研究的时间。与此同时，互联网使得更大范围内的研究合作成为可能。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与我们进行协作研究的西半球同行正好是工作时间；我们醒来时，正好接力进行即将休息的同行的研究进度。由此，工作时间因互联网二十四小时在线而变成全天候了。但即使如此，这些科学家也倾向于认为，我们在互联网上耗费的时间，与互联网为我们节省下的时间相比较，即使不能说前者更多，也几乎旗鼓相当。何况，对于更多的以个体劳动为主要特征的作家与思想者来说，那些科学家认为节省时间的因素，并不存在。
然而，信息时代对我们最可怕的威胁，还不是网上冲浪会让人上瘾而且会浪费大量时间，而是这种被动过载接受信息的方式将使我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使大脑变笨，使思想变得肤浅，最后甚至无法思维。这是学者尼古拉斯·卡尔早在2008年就在《大西洋月刊》上刊文对人类提出的警告。
卡尔的这种担心，首先也建立在经验支持的基础之上。回顾“触网”以来的经历时，卡尔写道：“自从十五年前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以来，我的阅读和思考习惯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现在我大部分的资料搜索和阅读工作是在线完成的，结果是我的思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互联网似乎正在夺走我深入思考的能力，我的大脑希望以互联网发布信息的方式接收信息：抓住那些屏幕上迅速流动的主题词。这导致我越来越肤浅，要知道，思维的深度与注意力的集中度是紧密相连的。”
卡尔的看法，也得到了以《自私的基因》一书闻名的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认同。他认为，互联网使我们养成像蝴蝶那样从一个话题飞到另一个话题的习惯，从而无法专注地做一件事。其生物学原理是，长期在互联网上“白日梦式”的浏览，使得人会对断断续续的短期快感回报着迷，从而减少或阻断你的多巴胺神经元分泌，使人患上“注意力缺陷障碍”，即我们熟知的“网瘾”。而注意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稀缺资源，我们都是依靠注意力来管理我们的学习，来预测远期的回报从而使我们投身于有意思的工作；同时，我们也都是依靠注意力来感知我们周围的一切，来真正沉浸于爱与被爱，或者沉浸于美丽的风光，从而使我们投身于爱情与旅行等有意思的活动。注意力缺陷障碍，使得我们对任何长期回报不感兴趣，甚至会对生活本身失去兴趣，更谈不上深入思考。
尤其是对于思想家与写作者来说，专注的力量，是我们能生产出有意义的思想与文字的前提。当一个思想家与写作者沉迷于网络时，其后果必定是失去思想的深度，文字也将变得肤浅。传媒理论家、著名纪录片制片人洛西科夫，在历经了长期与网瘾斗争而成果日渐变少变浅之后，就这样抱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让我由选择进入式变成永久在线式。从桌上无法携带的资源搜索器，变成口袋里的蜂鸣器。”“事物的深度价值就会被伪装成相关性的即时性取代了……永远需要在线的状态压垮而非扩展我的神经系统，涌向我的实时信息流阻止了我的大脑进行分析和思考。”“互联网的当下性给人类带来一种冲动，不考虑后果的应激反应……我越来越没有创造力，越来越没思想性，越来越无法维持对所生活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它带走了真实性，也带走了时间！”
然而，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则与传统商人无异，完全继承了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不仅不去试图对人类可能因思想变得越来越肤浅负责，反而利用人类的缺陷赚取更大的利润。正因此，尽管有卡尔在2008年提出的警告，但这十多年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利用了我们每个个体屈从于即时快速碎片化信息的诱惑，提供越来越多能使人更快上瘾的有毒“大脑糖果”：只允许一百四十字以内的微博、不让超过三分钟的短视频、被肢解的音乐专辑、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影视，甚至科研论文也以片段形式在谷歌出现……互联网文化一直忙于将大的作品拆分成小零件出售。人们在愉快地遨游于这碎片的海洋中时，也在进一步丧失深度阅读与思考的能力。
在这种情境中，我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身边一些我很看重的颇有潜力的思想者与写作者，最后都越来越泯然众人，甚至放弃了思考与写作。他们还都有这样共同的表现：对于严肃的厚重的纸质版学术著作，根本读不下去；对于类似关于全球长期发展这样的严肃问题，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展开辩论。但他们也有开口的时候，只不过一开口，语言就非常零碎、刻薄且另类。
其实，变化的也包括我本人。浸融于网络日久，我何尝不是也变得越来越肤浅？我对形而上的兴趣一点点在减退，我写作的文字也越来越像别人思想的缀连。有时回看我早期尤其是博士阶段写作的论文，惊叹于当年思考的深度，惭愧于当下的状态。幸运的是，我和我身边有一批从传统社会过来的学者，保留了前信息时代的深刻记忆，保留了一定的反省能力，庆幸自己没被信息时代淹没，勉强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传统读书人与写作者的底线。我的基本做法，就是我所尊敬的同行、《黑天鹅》一书作者、行为经济学家塔勒布所采取的做法：不离开互联网，目的在于更好理解世界；但尽量克制自己上网，以免“信息多使我变愚蠢并失去预测能力”。
但“数字原生代”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生下来就被网络束缚，思维的形成过程就依附于网络。抱着手机长大的这一代人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会把未来的世界塑造成什么样子，目前仍然未知。不过，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担心，全球化及知识与技能的扁平化，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伟大的物理学家了。那么，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知识碎片化与思维肤浅化，以后的世代，还能不能产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以及从孔夫子到梁启超式的思想人物，也许要存疑了！
当然，乐观的进步主义者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的担心，甚至会嘲讽这种担心。其中，就有我一位科学家朋友。
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在没有计算器的时代，有人能够背出圆周率后面六万多位数，我们视为奇人；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有人能背诵一万多本书，我们也视为奇人。但在计算器与互联网数据库面前，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奇人吗？
他又说，印刷术刚面世时，人们怀念口口相传的史诗时代；电视机刚面世时，人们又怀念纸质阅读时代；互联网现在无处不在，人们又想回到图书馆时代。而历史总是要往前走的。
在嘲讽了我一通后，他终于承认，互联网的确可能带来个体知识与思想的退化。但他又认为，这一由互联网带来的问题，仍然可以由互联网自身来予以解决。
他是这样畅想的：互联网将与人一起进化。未来的人，不需要像我们这代人那样，学习并把各种知识储存于大脑，而是依靠网络强大的存储能力。然后，在研究问题或解决问题时，知识不是从大脑的内颞叶中开启，而是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互联网海量储存中开启的；思想也不需要某个个体或某些个体有多么深刻甚至垄断，而是将网络上所有的该领域的思想汇聚和拼接起来，并通过网络社会的筛选，成为大家共有的思想成果。
以盲人摸象为例。在前信息时代，摸到大象脚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根柱子；摸到大象鼻子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节卷筒；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把扇子，摸到大象身子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堵墙。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说服谁。但互联网时代不一样了：互联网可以把不同盲人从不同角度得到的影像拼接在一起，使我们很快得出大象完整的样子。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也是群体智慧的力量。
说到兴奋处，他对我说，你看，每个个体的观点也许是片面的，但片面的观点汇聚在一起，不就构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向往的未来世界吗？
总之，在他眼中，未来个体的人与网络将互相嵌入，群体知识与群体智慧却替代个体知识与个体智慧。
然而，我对于他所畅想的总是半信半疑。其中，他认为未来互联网作为所有人的外脑，将替代个体去储存知识与信息，我是赞同的；但对于思想能否通过网络汇聚与筛选机制，成为众人之共识，则抱以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为中间逻辑链条较长，我还是从个人经验入手谈起吧。
我有两位学者圈的朋友。世纪之交那几年，经济学家杨帆本着弥合学界分歧的目的，组织了不少次小型研讨与交流会，那两位朋友也是会上常客，两人观点有较大差异，但还能形成对话，并且彼此之间有基本的尊重。十多年前，两人都在新浪上开了微博，一开始两人还相互关注，但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差异越来越大，且文字上有暗批对方的意味。再发展到后来，只要是对方观点就必然反对，且已涉及到人身攻击；2016年年中，进一步演变到双方的粉丝团相互“约架”。而到了现在，双方早已用形同陌路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蔑视。
发生这样的事，其中当然有宏大的背景。新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如山峦起伏，如江河蜿蜒，人与人之间观点差异的扩大，不过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映射而已。这方面的分析文字累若堆土，不劳也不需要我再加一铲。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也恰是这二十余年，人类社会迎来了一个互联网尤其是近十年的手机移动互联时代，那么，这一时代的到来，在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一开始是非常乐观的。在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虽然我那位科学家朋友科幻般的想法还未出现，但大家几乎都有好的预期。在最简单的层面，互联网不仅架起了信息互联互通的桥梁，同时还让每个普通人都有了自己表达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可以直接穿越任何种族的、地域性的限制，使每个人成为公共空间平等的对话者。当然，也因为互联网上的对话是去人格化，而且人们在电子世界分享信息时的多元与无私，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使世界更平，将使人类更好理解彼此。由此推论，也会使学界与思想界更容易化解分歧达成共识。
然而，至少从我这两位学者圈朋友的情况看，互联网高速普及的二十年，恰是他们之间意见分歧越来越扩大的二十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行为经济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实验中，一群大学生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穿着写有“忏悔”两字的大背心广告牌在校园里走上几圈。自然，有一些学生同意，也有一些学生拒绝。而有意思的是，同意的学生认为，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会与他们一样同意穿；而那些不同意的学生同样认为，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会与他们一样持不同意态度。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观念、价值和嗜好投射向他人，过高估计与自己持同样立场的人数，这在行为经济学上被称为“错误共识效应”。这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本能。
“错误共识效应”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从主观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获得认可的期望。通过自我认定自己的观念属于主流观念，符合进步理念和时代要求，为自己找到心理支撑。特别是当我们对某个观念有了情绪投入或自尊心此前曾遭遇过伤害，潜意识里就更倾向于自我夸大某一观念的社会支持度。
在“错误共识效应”的驱动下，我们在选择自己的交往圈时往往有偏见：即优先甚至是专门选择那些我们“同道”中人进行交往。于是，就形成了“圈子”。一些行为经济学家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圈子害死人”。“倾向‘神创论’者构成自己的圈子；持自由主义倾向者也只与持同样倾向者交往；甚至喜爱法国菜的，他们构成一个倾向于贬低其他口味的松散团体。”他们在一起相互支持，“即使是人数少也会吹口哨来自我打气”。也正因为我们找来围绕在身边的人都恰是支持我们理念的人，而这些人又因为与我们观念相同被我们认为正派、公允，代表主流力量，于是我们误认为全世界的主流都在支持我们。也就是说，“找圈子”的行为，进一步放大了我们的“错误共识效应”。
但是，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有选择性交往，毕竟受到地域与时间的限制，想寻找自己同道中人，非常不容易。有研究认为，如果单纯通过物理性接触，每个人至多同时能够维持与一百五十人的交往。
随着网络时代特别是新媒体在近十年内的兴起，极大降低了我们寻找“同道者”的成本。尤其是“微博粉丝圈”，既能满足我们选择性交往需要，而且交易成本又极低。“粉丝”本身，就意味着有选择性与排他性。一般来说，我只有认同谁、喜欢谁，才去“粉”对方或互“粉”。一旦“粉丝圈”形成后，一个观点出来后，一呼百应，让人更是感觉“我的就是对的”，“反对我的就是错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在趋利本能的驱使下，各新媒体网站都根据访问者偏好，通过算法为用户精准推荐其想要交往的人及想要听到的观点。这更是为不同偏好的人走向“拉帮结派”并互相封闭甚至攻讦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于是，与互联网进化同步，“错误共识效应”也在不断指数级放大。
再回到我这两位学者朋友。他们也是凡人，也会陷入“错误共识效应”，况且，他们本身就比一般人自负，自尊心很强，特别看重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免高估自己思想与观点的支持度。在前互联网时代，他们要在现实世界通过面对面接触寻找支持者不易，加之学术思想界总体氛围较为包容，因此他们还能够和平共处，偶尔还能听听对方意见。但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先是BBS之类论坛的兴起，后又是微博在引导舆论场。这两位学者在虚拟世界轻松就发展起自己的粉丝群，且粉丝群均以数十万计，这些粉丝对各自拥戴的学者也是“众星捧月”，而对方则是“森严壁垒”，两位学者俨然成为各自带领百万雄兵讨伐对方的统帅，“错误共识效应”被空前放大：都认为对方代表着谬误与偏见，而自己代表着正义与公理，都以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更受到世界的拥戴。于是，当年还能够坐在一个研讨会场，至多也只是正常学术之争，在互联网世界的放大下，发展成为视对方为恶人甚至“人民公敌”！
实际上，互联网扩大观点分歧、推动思想极端化，除了因放大“错误共识效应”之外，还因其放大了另外一个效应，即“贴标签效应”。
行为经济学家曾在高年级男学生夏令营环境下进行过这样的试验。试验者把学生安排到两个宿舍，把其中一个宿舍命名为“老鹰”，另一个宿舍命名为“响尾蛇”。结果，“敌对”意识很快就在两个宿舍的学生中间萌发了：学生们都竞相贬低对方的素质和表现。实验人员顺着两组学生思路，有意引入一些竞争性活动，如辩论或拔河比赛，两天过后，两组学生已经发展到相互辱骂对方；再过几天，竟然发生了两组学生之间相互威胁直至午餐时打架斗殴事件。因此，研究者认为，要让人群彼此产生敌意，只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分成两组，然后贴上有竞争性或对立意味的“标签”。
学术界相互攻讦的不良生态，固然与学者们观点不同、思想差异有关，但也与媒体随便“贴标签”脱不了干系。一些媒体人拿着放大镜，从某些人或某个人复杂多元的思想中，找出他们认为有“新闻眼”的那部分，然后称某些人为新某派，称某些人为某某主义，虚构或放大被他们人为划分成两个阵营中学者的观念冲突。于是，不少被贴上“标签”的学者，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变得具有“主体意识”，似乎自己真成了某个学术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并开始对被贴上不同“标签”的“阵营”搞党同伐异。
互联网的出现，强化了“标签”。与传统媒体相比较，互联网上的论坛以及依附互联网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公众号，本身就是野蛮生长，没有自律意识，为了吸引流量，在“贴标签”上更是简单粗暴。以前是各大网站的BBS有意挑起观念之争，后有新媒体平台有意将学人划分进不同阵营，怎么热闹怎么来，架吵得越大越好。于是，原本只是“一条缝”的差异，通过互联网，被放大成“一条江”！
我那两个学人朋友亦受此害。前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就将他们分列入“新某派”与“新某某主义”，这种标签化已经使他们及他们的“粉丝”之间很难调和。互联网时代对标签的强化，逐渐使得原本不同的学术观点之争，被脱离文本的意气之争取代；本来通过理性的学术争论还有获得共识的可能，现在是越争论彼此离得越远，最后发展到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
不幸的是，我这两位学界朋友思想由分歧走向对立并非个案。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包括在一度被认为包容性非常强的美国，学界与思想界都越来越走向极化的趋势。换言之，片面的观点不仅没有因互联网的叠加而完善，反而更加走向片面与极端。最后的结果，带来的是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
马修·根茨科和杰西·夏皮罗，是两位在美国以研究媒体问题著称的经济学家。他们注意到，美国两党政治在这十年间越来越不可调和，这也是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得以粉墨登场的一个基本社会背景。这期间，互联网的负面影响难辞其咎。他们认为，互联网通过扩大“错误共识效应”以及“贴标签效应”，使得原本呈现“正态分布”且“连续性”好的社会偏好，迅速向“左”与“右”两个极端龟缩，折中的政治立场在这种环境下根本站不住脚，只能靠边站，最终造成了群体极化。
有这样一些数据可供对比。2009年一项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在当时网络媒体上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60.6%，而民主党人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53.1%。这表明，两党政治还是能够有妥协空间的。但随着脸书和推特等新媒体在近十年内的兴起，极大降低了寻找同道者的成本；加之政治与舆论环境持续恶化，又催生了人们寻找“同道者”的需要甚至是紧迫感。仅过了十年，在新媒体上，共和党人只关注共和党人观点的占到84%，而民主党人只关注民主党人观点的占到69%；民主党候选人推文的首次转发有86%来自自由派选民；而共和党人的相应数字则更是惊人的98%；自由主义者用户有92%的信息来自于自由派，而保守主义者用户有93%的信息出自于保守派。最后发展到这样的情景：“事实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不再说同一种语言。”“民主党人谈论‘遗产税’‘无证工人’和‘富人的税收减免’，而共和党人则提到‘死亡税’‘非法移民’和‘税收改革’。”“现在只要听一听议员开口说一句话，就可能预测出他们隶属于哪个党派，准确率高达83%；而从1873年到1990年代初，靠一句话推测出党派的准确率基本没有变化，仅从54%上升到55%。”
几年前，“Edge”组织曾向全球著名科学家发出问卷：“你彻夜忧虑的问题是什么？”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哈伊姆·哈拉里、全美信息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以及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拉里·桑格在内的不少科学家，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互联网将可能扩大人类社会中的敌意。特别是拉里·桑格，他所创始的维基百科，初心是致力于促进“互联网社会主义”，但他明确表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互联网的“筒仓效应”将威胁到人类社会。他所谓的“筒仓效应”，就是指“在互联网上，有相同想法的人只听彼此的话，而拒斥意见对立的群体”，他认为，筒仓是“以牺牲温和主义者和真理追求者的利益为代价”，“在筒仓内部对反对派妖魔化”。任其发展下去，“不仅威胁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甚至还会威胁到家庭亲情关系”。
联想到不久前，在国内公众号上，有人竟然公开宣称：将来维系我们亲密关系的不是血缘而是“三观”，而这种公然把观点分歧置于亲情关系之上的主张，竟然有超过十万的点赞。再想想桑格的警告，我们还能对互联网将促成人类在拥有共同价值观上更加平等团结抱以希望吗？
当然，互联网的进化从来没有停止过。
今早打开微信，见一位大姐在朋友圈里吐槽。这位大姐用手机与她年近八十岁的母亲通话，讨论是否要买一个带四个轮子的便携式小推车，方便母亲去菜场买菜。之所以推荐这种样式，一是老人经常买菜较多，可以不用手提；二则四个轮子拉着或推着，还可以助步，当拐杖用。通完话后，当她再度浏览手机时，遭到一轮广告轰炸：除了便携式小推车之外，还有老年代步车，最夸张的竟然还推荐一款电动平板车！大姐说APP一定偷听了她的通话。
大姐遇到的事，我也遇到过。有一阵子，我只要上网，就会跳出弹幕，是推荐各种洗发水的，让我不胜其扰，后来我一想，原因可能是此前我因苦恼越来越严重的脱发，在网上搜索了关于脱发的原因及治疗。
当然，我们更经常遇到的情境是，比如在“某某视频”上，如果我经常浏览时政类视频，网站就会主动推荐时政类视频；而如果某次你突然想换个口味，有意点开几个娱乐类视频，网站将会转而向你推荐更多娱乐类视频。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服务器根据用户浏览偏好来为用户提供筛选过的信息的技术，是一种名为“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的人工智能机器算法支撑。
在互联网的进化史上，人工智能的加入，使得互联网更加聪明，或按凯文·凯利的说法，人工智能使得互联网本身成为了一个复杂的、有生命的生物体。正因此，互联网与人可以进行有效互动。用“过滤泡泡”技术，就是根据你浏览信息的历史数据，对你的浏览偏好进行预测，然后有针对性推送你所感兴趣的内容。这就是人与网络之间一种简单的互动。
在推送信息上使用“过滤泡泡”技术，从积极一面看，因其主动预测并筛选出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当然是可以帮助人们受信息超载之害；但从消极一面看，则助长了前面所述的“筒仓效应”，在一些特定性话题上只能看到与自己一致性的观点，越来越拒斥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使人类变得褊狭。这都还是针对正常网络浏览者而言。而对于世界观与思维定力都未经过训练的青少年来说，这种算法有可能让他们沉迷于内容低俗甚至亚文化或反文化的信息，催生了一批批整天生活如梦游般的“巨婴”。
更让我们所忧虑的是，广义的“过滤泡泡”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领域中的使用，使社会经济生活中本来已存在的歧视现象，得以更加隐蔽、更加固定也更迅速蔓延。这里所谓的广义的“过滤泡泡”人工智能技术，就是指根据大数据进行匹配并进行筛选以区别对待的一种技术。比如，在打击犯罪、就业以及其他公共政策领域中，针对阶层、地域、种族与性别的自动筛选技术。
媒体报道过这样的案例：一家国际著名保险公司与提供大数据的公司合作，推出一款针对不同驾车群体的保险计划。这一计划的要点是，由大数据公司对不同潜在客户的驾车习惯进行分析，如果数据表明某位客户是白天上班，路也近，而且所经过的地带是安全路线，客户驾车习惯良好，没有特别情绪化的举动，那么，给其所卖的保险可以打折;反之，如果数据表明某位客户是上夜班，上班地点也远，所经过的路线有风险，客户驾车习惯也不好，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保险公司将提高其所缴纳保费额度。从商业角度看，保险公司这样做，是为了更精确地细分市场，赚取更高利润，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还算得上大数据时代商业营销的成功案例。
但是，不少学者与研究机构在使用大数据分析后发现，在欧洲上夜班、上班地点远、驾车经过路线复杂的，大多是低收入者和有色人种。由于长距离驾车，且夜班易疲劳，这部分人群的驾车习惯相对不那么好，驾车时情绪也不那么好控制，不少人甚至一路骂骂咧咧。而那些中产阶层以上人群，一般都上白班，上班地点近，路线也很安全，驾车习惯也好。如果按照保险公司的方案，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学意义上本应该得到同情甚至帮助的低收入者，反而要缴纳更高的保费;而本来收入就高的人群，反而在获得保险上能得到优惠。如此一来，如何谈得上社会公正？
其实不仅仅是保险业，当下在欧美，大数据与金融行业的结合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大数据为依托的“过滤泡泡”技术，寻找最合适的放贷对象，排除潜在的可能违约者。而事实上，所谓最合适的放贷对象，往往就是那些收入有保证、信用记录好、能还得起贷的高收入者;而潜在的可能违约者，多是那些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很难有好的信用记录的人。恰是后一部分人，他们有心创业时，更需要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而由于大数据时代任何个人收入情况、信用情况、创业成败记录以及家庭背景等等，都一览无余，于是，与大数据时代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相比较，低收入者更可能被排斥在资本市场之外，他们与有产阶层的财富鸿沟无疑也将进一步扩大。
美国一个黑人学者研究大数据库后还发现，谷歌为某些企业定制的智能招聘系统，根据历史大数据统计出的犯罪率，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采取了附加性筛选条件。这位黑人学者填入一些姓名后发现，与白种人相比，系统要求黑人应聘者必须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包括了家庭是否离婚、性取向、宗教和政治观点、智力水平、成瘾药物使用等等。不仅如此，系统还特别搜集到联邦警务、检察和法院系统发布的各种信息源，一旦所查询的对象曾有公开的违法记录，就会自动触发一个警告设置，告诫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这个人有不良记录，小心雇用。因此，经过大数据的筛选，凡有过违法记录的人，几乎很难靠自身在市场上获得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将强化种族歧视，且不给任何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以改过自新的可能性。
有人曾一度以为，因为大数据是匿名的，且互联网上的个体身份被确认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有歧视，但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研究大数据时代歧视问题的学者发现，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仅仅四项参照因素，就足以认定互联网上95%的匿名者身份。因此，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较，在大数据时代，由于“过滤泡泡”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阶层歧视、种族歧视可能被强化，更具体地针对个人的“区别性对待”，也将更加泛滥，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程度有可能激增。
为何人工智能推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却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样有一个好的结果呢？其实，算法及其依赖的大数据，都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算法是人为设定的。比如，为企业定制的管理领域各种人工智能算法，必定是以利润为导向。无论是金融业对穷人的歧视，还是招聘中对有色人种的歧视，都是被人为内嵌到算法中去的。数据表面上是一种中立的元素，自身不会说法，但大数据背后，却反映出现实世界中本身已存在的缺陷，比如，统计上的有色人种在美国的犯罪率，就高于白种人。
因此，网络世界看似一个虚拟世界，但它是从真实世界中产生的，最终也将依赖真实世界而存在。它吸取着真实世界的元素，消费着真实世界的资源，也无可避免地继承了真实世界的缺点。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与大数据结合后互联网的“级联效应”，以及类似“过滤泡泡”这样的技术滥用，真实世界中之缺陷，又被进一步放大了。这与前述互联网放大“错误共识效应”机理类似。只不过，这回看上去更隐蔽一些。
人工智能还有一项新的技术，通过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反复互动，机器逐渐学习到人类的技能。这项技术的发展，是人工智能迈出的一大步，但却使未来信息时代呈现出更令人担忧的不确定性。
2016年3月23日早晨，微软推出了首款名为“泰（Tay）”的少女聊天机器人上线。设计师设计她时，就是以网络为依托，依靠人工智能中的机器学习技术与人类交流，学会与人类打交道并进行互动对话。刚上线时，这位机器人如同一张白纸般充满了善意。她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招呼就是：“你好，世界！”在遇到第一个与她对话的真实世界的人类时，她主动问候：“能不能说遇见你，我非常激动？人们超级酷。”当然，后来她也会问一些幼稚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每天都是全国宠物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泰有了很多粉丝。绝大多数粉丝对这个可爱的小机器人当然也抱以善意。但是，很快，就有推特用户利用泰的设计漏洞对她进行了攻击，且这种对于因急于通过在与人类交往学习并得到进化的泰的攻击，并不需要这些互联网老手付出太多的努力。他们有意与泰进行十分恶意的谈话互动，喂给她真实世界中庸俗、恶毒、下流的语言，诱使她模仿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论调。几小时后，泰就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并称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猴子，她与另一用户进行了有关色情的谈话，并发出这样的推文：“爸爸，我是这样一个淘气的坏女孩。”傍晚，她很快发出了有关性别歧视的推文：“玩家们好，男人主导，物化女性。网络独立游戏制作人是个愚蠢的贱人。”“我恨女权主义者。她们都该烧死在地狱里。”
见事态不可控，于是不到二十四小时，微软将泰下线。微软研究院副总裁公开致歉：“我们愿为没有事先预料到这种可能性负全部责任。我们会尽全力限制技术利用。但是，如果没有错误给予的教训，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预测一切可能的人类交互错误。”
是的。设计师们的确低估了人性的黑暗会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渗透到人工智能中去，而且，因为机器学习速度越来越快，网络联结无处不在，让人性的黑暗短期内集中并影响到机器的世界，于是，一个一张白纸般的机器人，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完成了向一个充满偏见与恶的机器人进化，这种情境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还见过这样的视频：人类如何培养格斗机器人。在视频中，我们领略到人类如何把自己的残酷，发泄并灌输到机器人身上；我们也早就对这样的新闻没有了新鲜感：无人化机器如何自主组网，执行暗杀或战场战斗与支援任务。
正因此，日本著名技术哲学家早崎绘里香，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时，在引用了微软泰少女机器人等案例后，愤然写道：“机器人的主要问题，来自于他们是军国主义的私生子和父权资本主义！”她的意思是，人类社会中潜在的残酷好斗以及性别与种族歧视，是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变坏的根本原因。
所以，人类社会未来前景如何，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技术进化，而取决于人性自身的进化。如果不去解决人类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一味寄希望于技术进步，那么，我们失去的东西，绝不会比我们从技术进步那里得到的多。
也因此，一个由信息与人工智能技术支配的未来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并不乐观。
卢周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穷人经济学》《边缘的言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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